何谓“对自然的数学化”？它与欧洲科学的危机有何关系？

1．前言

针对以上的议题，本文将采取相对平铺直述的文体结构来进行论述。即首先将阐述在胡塞尔的《危机》长文当中，何谓“欧洲科学的危机”及“对自然的数学化”？并直接从中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2．何谓欧洲科学危机？

2．1．胡塞尔对欧洲科学的批判

胡塞尔对欧洲科学的批判，其实从其巨作《逻辑研究》第一卷的《逻辑研究学导引》（发表于1900年）中就已经开始了。在该文中胡塞尔用了相当长的篇幅严厉批评了当时主张逻辑规例是心理构成物的心理主义观点。后来在1911年发表的《哲学是一门严格的学问》的文章（收录在《现象学和哲学危机》一书）里，胡塞尔提出了他对当代哲学太过不够严谨的忧虑，而类似的观点在胡塞尔后期的成熟作品《笛卡儿式的沉思》中也有进一步的延伸。

但在《危机》这篇长文当中，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探究在分析的角度上已有明显的变化。首先胡塞尔肯定了欧洲的整体科学领域，包括我们一向来“引以为傲”，极为“成功”，并作为严谨科学的表率之实证科学，纯数学和自然科学等等在特定范围内的伟大成就。胡塞尔认为这些科学领域（除了心理学以外）的科学方法之周密严谨，理论之具有说服力及其某些研究成果之持久不衰是毋庸置疑的。

但胡塞尔同时也提出当代实证科学，纯数学和自然科学已被证实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如经典物理学就已被修正及补充。这意味着这些科学领域在其各自的研究范围里尚未获得无可置疑的结论及成果，那这是否也意味着这些领域本身还不足够“科学”（not yet scientific），或者当代“科学”这个领域本身就有其不足之处呢？

2．1．当代欧洲科学的困境

胡塞尔认为当代欧洲科学危机的起因可追溯到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科学演变的历程。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人类的世界观已逐渐的被蓬勃发展的实证科学所蒙蔽，使人们回避那些和真实人文生活非常关键关系的课题。各个“科学”领域为了要符合“严谨科学”的要求，这些专业的学者已小心翼翼的把所有的价值取向，所有的“有理性”或“无理性”及文化考量，一一排除在外。而这种只注重实证的科学，也将培养出只注重实证的人群。

在第一次大战后，人们开始对这种发展趋势感到不满，尤其年轻人更为激进。在面对人类最重要的诉求时，当代科学却显得一筹莫展。换句话说，当人们在最痛苦绝望时所最需要获得“人生的意义”这类问题的解答时，当代科学却将这类问题排除在外；似乎这些普世且迫切的课题，不值得我们通过理性来进行普世的反省和解答。

胡塞尔认为如果人类是自由的，且有完全自主的能力，能通过理性来改造我们自己和我们周边的环境，那科学对于我们是否“有理性”或“无理性”的使用这种自由自主的能力，应该具有指引作用，而非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或不置可否。

2．3．哲学/科学的原本面貌

科学并非一直以来都是以实践科学的方法和客观定义来理解它本身对严谨真理的要求；针对人类和其环境的问题也并非一致的被排除在科学之外。在这之前，尤其是文艺复兴期间，科学确实在塑造崭新的欧洲人文面貌方面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但当实证主义开始对科学的概念做出种种限制，科学就开始失去了它的领导地位。

在文艺复兴期间，欧洲的人文以古希腊的人文为蓝图，改变了中古世纪的生存方式，从新塑造了崭新自由的风气。古希腊人最关键的特质就是自愿的把自己的生命交托于理性或哲学，让它来领导自己。结果古人展开了一场对世界的重新认识，不被神话，迷信，传统所影响，完全免于当时对于人和对于世界的偏见，最终认识到了世界固有的理性，和它的最高原则-神 (God)。

在这个阶段我觉得有必要进一步阐清胡塞尔在《危机》一文中“理性”(reason)　这个名词的含义。“理性”(reason)　这个名词源自于古希腊文中的Logos，　在哲学和神学领域里它意味着宇宙中所隐含着的法则或理法，管控着宇宙万物并赋予它各种形态与意义(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理性”同时也是一种以生俱来的判断力，支配及调控着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甚至认为“理性”是灵魂的一部分，隐含着人生目的，意义及具有终极价值取向。（王覃刚,理性: Reason 或 Rationality）[1]

理性和哲学理论最终解放了哲学理论家及所有受过哲学训练的知识份子，而理论上的独立自主也带来了行动上的独立自主。根据文艺复兴的指导性理念，古人利用通过自主理性而获得见识来塑造自己。对于这些从新诞生的“伯拉图主义者”(Platonism) 而言, 人们不但需要在道德层面改变自己，即便是人类的周遭环境，包括政治，社会，也必须通过理性，利用普遍哲学中的见识来重新打造。而这些古老的模式，在最早的时候也是由一小批人认识到人类必须不被传统蒙蔽，而应该通过独立思索来重新建立新的哲学理论而逐步开始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所继承的哲学之理念就是古人所认为的包罗万象之科学，即对于了解一切事物之科学。而所有任何其它科学专业也都只是哲学的其中一个分支。就算是由笛卡儿所启动的“赋予普世更崇高意义”（elevation of the meaning of universality）的思路，其目的也是希望能逐步的建立起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能够以严谨科学的形式，通过智力及明确论证的方法来解答一切能够构想到，有意义的问题，如现实和真理的问题，及当下及永恒的问题等等。而这个完整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通过多代的努力，也可能永远无法完工。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在胡塞尔时期时科学的实证概念其实只是一个残留不整的科学概念；它把现在已归类为行而上学的课题（包括一切被模糊的命名为“终极及最崇高”的问题）都排除在外。但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能发现这些所有被排除在外的课题和他们所相关的事实，其实都是“理性”这个课题不同形态的体现，实际上却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理性”就是有关真实价值观和道德行为等方面的确当知识的一个主要课题，而理性的理念之有效性也应该是 “绝对”，“永恒”及“无附带条件的”。

也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理解理性”的重要性，使这些所谓“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比纯粹以“事实”来理解世界更为重要。换句话说，“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应该比事实问题更具有优先性，甚至被尊称为所有科学之母（Queen of the sciences），它的精神决定了所有科学所建立的知识之意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文艺复兴期间会产生百花齐放，万家争鸣的现象；在那段时期人们热衷于学习，不断地推动教育，社会及政治在哲学理念层次上的改革，让我们一方面羡慕不已，同时也惭愧不已。。。

2．4．实证科学“喧宾夺主”，取“科学之母”而代之。。。

遗憾的是这种希望通过崭新的方法来获得普遍真理（哲学）的尝试，结果只在实证科学领域获得无可置疑的成就而使其逐渐成为主流思想。而和实体科学密切相关的“形而上学”等课题探讨，不但没有发展成为统一和谐的知识，反而演变成为各种互不兼容的哲学体系。因此，对于普遍哲学是否存在（即整个文艺复兴运动的初衷）的信念也开始动摇；再加上有关“形而上学”研究的不断失败，及实证科学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迅速发展和成功，使得许多实证科学家变成“无哲学理念的专家”（un-philosophical expert）。而那些对哲学课题依然充满热诚的学者，则开始了对导致这些失败的真正原因展开了长期艰苦的探索。

2．5．欧洲科学所面临之危机

这种将将自然彻底数学化[2]的发展无可避免地导致了整个思考方向发生了奇特的变化。首先哲学演变（或退化）成为了研究“形而上学”课题的领域，而这也间接的改变了研究“理性”这个重要课题的意义和可能性。对于“形而上学”课题, 实证科学是抱着敬而远之态度的。

胡塞尔认为既然“理性”决定“实像”,那 “实像”和“理性”是无法分开的　(Can reason and that-which-is be separated, where reason, as knowing, determines what is?)。遗憾的是，这种统一的哲学观念已逐步的从内部开始瓦解，同时还滋生了另一种相对激进的改革；既普遍哲学和其方法所面对的问题竟然演变成哲学运动的主要动力；而同时现代科学也日益对其源自于哲学领域的这个历史事实感到彷徨和迷惑。当然这并不影响现代科学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成就，但这个危机却动摇了它们真理的完整意义。由于这种统一的哲学观念是欧洲现代文明除旧立新（对抗中古世纪）的基石，那么这种统一的哲学观念面对危机也将意味着欧洲人文与文化的整体意义也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对“形而上学”存疑，及对普遍哲学做为新人类的指标失去信心，也意味着对“理性”本身失去信心。但“理性”(reason) 赋予一切事物意义和价值，而这些意义和价值就是哲学里所指的“真理”／“真相”(truth)，或相对应的“如是”(what is) 的概念。因此，对绝对(absolute)“理性”失去信心，也就是否定了世界本身的意义，历史的意义，人文的意义及人类“自由”的意义（具有能力获得他自身和同类之存在的理性意义）。如果人类失去这种信念，那也代表着他失去了对“自身”，即对他自己之“真实存在”失去信念。这种对“真实存在”的信念并非绝对性的，必须建立于对“理性”的信任。怀疑主义坚持认为只有那些能被经验的事物才能被证实，而不认同“理性”的存在，现存世界的意义或通过“理性”而存在的世界；直到他们的良知觉察到世界上最深刻的问题都是和事物及“理性”之间的那些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关。

通过对现代哲学运动（从笛卡儿到当代）的深入了解，我们可以更全面的理解我们所面对的现状。当代真正具有意义的斗争是已经完全溃败的人文，和一息犹存的人文，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对欧洲人文而言，就是怀疑主义哲学家和那些尚具生机的哲学家之间的斗争。但那些尚具生机的哲学家本身的存活也取决于他们本身正在努力寻找的真理和意义。也唯有通过这种努力，我们才有希望知道那些自古希腊哲学的诞生开始就深入欧洲人文的终极目的(telos)－即人类能通过哲学思考而逐步（但永无止境的）理解“理性”，真理和人类的真正自然面貌；而这种终极目的(telos)是否真的是人类实现生命圆满的途径，还是一切都纯粹只是历史和文明的巧合？

胡塞尔呼吁当代哲学家对面前的困境进行深入的反思。他认为哲学家绝对不能放弃对哲学能建立普遍知识之可能性的信念，而这也是严肃认真的哲学家之使命。事实上，人类的一切成果都源自于人类对哲学课题的思索；换句话说，哲学也是人类的公仆(functionaries of mankind)；如果人类的终极目的(telos)最终可以被实现的话，那唯一的途径也必然是通过哲学的思索，此外别无它法。作为哲学领域的继承人，胡塞尔认为当代哲学家必须回顾哲学的初衷和目的及历代哲学家世代相传的使命，当然当代哲学家也务必严厉的检讨这些哲学的目的和方法，筛选出哪些是终极，原始及真实的意图。

3. 何谓“对自然的数学化”？

3．1．“对自然数学化”的历史背景

在文艺复兴初期，古希腊的理念开始在欧洲重新崛起，并且引导着当时哲学运动的发展，而对普遍哲学的追求也演变成为所有学科背后的发展动力。但这些普遍哲学的理念和任务也随着一些杰出的古希腊科学（如欧几里得(Euclidean)的几何学，和其他古希腊的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引入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伯拉图理念为依据，许多古希腊学者很早就已经把经验数字，度量单位，空间，点，线，面和面积等经验数据概念化，也能把几何学内的命题和论证概念化。而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更进一步提出了系统化及条理清晰的演绎推论理论，能够纯粹以理性及依据一些公理和原则而明确无误的推论出一些概念性课题的结果。但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亚里斯多德的三段论法(Aristotelian syllogistics)和其他古希腊数学大都被其所需之前提所限制，而只能解决相对有限的课题。但几何学作为一个能把几何空间概念化的方法，其延伸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它能通过理论概念推论出任何可以在空间绘画出的几何图形。一切能够在几何空间里存在的图形都是既定；而我们通过概念，论述，推断，论证等方法，也只能逐步的“发现”早已经存在于真理内的事实。

从此人们史无前例的认识到通过科学可以理性地掌握到某些事物的无限性整体；而一个无限的世界似乎也能通过以理性构建的概念化世界来理解。如果这种方法能够无限地延伸，那么我们就能完整无误地掌握任何事物。因此这也就产生了认为一个普遍科学将能够全面无漏的掌握事实全部的这种观念。这种观念也把自然科学更新为数学化的自然科学 – 并把这方法态度普遍称之为伽利略科学。当“伽利略科学”开始迈向成功，那哲学理念也将开始式微。

对柏拉图主义学者而言, 实存物（real, 意指在时空意义下的实际存在事物）都有一个接近完美的观念模型；这让古希腊几何学有基础对实存物作初步的模拟工作。但从伽利略对自然数学化(mathematization of nature)开始，自然已在新数学的引导下被概念化；而演变成为“各种不同数学形态”(mathematical manifold)。

3．2．“对自然数学化”过程的第一阶段：纯粹几何学与模拟形状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经验的各种形状的物体，不管我们如何随意的把它们想象成任何抽象观念，它也将不会变成几何学里的可以在观念空间里绘画出的纯粹图形 – 即纯粹直线，纯粹平面，或任何纯粹图形里的变奏。因此任何实体的抽象观念也只能是尽可能模拟实体的真实情况。也许在某种实际情况之下，某种程度的模拟准确性也已经足够达到现实目的。但不同的实际情况对模拟的准确性要求也有不同。当科技不断的进步，我们模拟的能力在不断的提高（比如说能画到更完美的圆，更直的线等），而我们对模拟的准确性的也有更高的要求；因此这种对“完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人们热衷地精益求精，最终产生了“极限形状”(limit-shapes)，而人也变成了熟练的“几何学工匠”（这种现象在其它领域，如“时间”的概念上也有所体现），最终导致我们变成了纯粹几何学理论领域内的数学家。透过这种概念化和建构化的方法，我们可以创造一整套自足的纯几何学观念理论模式，可用于沟通和运作，同时也可延伸到其他领域里去。当这些观念理论模式被建立了以后，它们就完全独立于当时建立这些观念理论模式时的初衷，而能客观独立的存在及随时让后人所取用；因此它能在这些观念理论模式的运作范围内影响人的思维方式。

通过这些观念理论模式，我们能够达到在经验实践中无法达到的精确度(exactness)；而每一种几何形案例都能通过这些观念理论模式而获得和它精确无误，互相匹配的观念形状。反之，我们也能通过这些观念理论模式的不断组合而产生一切可以想象到的观念形状。

3．3．“对自然数学化”过程的第二阶段：度量方法的掌握

在现实生活中所能够经验到的形态都是由各种不同形状以连贯性的方式组合起来的，而这些形态千变万化，确实无法用一般语言向没有相同经验的他人非常精确的描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依赖度量方法 - 在我们尝试描述“建筑物”“山”，“河”等形态时，第一步是找出与它们类似的形状，然后下一步就描述它们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再以坐标来测定它的相对位置（距离，角度等等）等等，如此就能通过纯几何学观念理论模式及度量方法很好的了解经验世界里的形态。

3．4．“对自然数学化”过程的第三阶段：伽利略的物理学的基本观念 – 将自然视为一个数学化的宇宙

作为一个非常出色的数学家，伽利略掌握了当时最先进及普遍的几何学和度量学理论，而几何学和度量学理论也深深地影响了伽利略的思路。对伽利略而言，这一切理论都是理所当然的，而他也从不认为有需要去追问这些理论的来源，或质疑把这些理论作为普遍知识的一部分之有效性。很自然的伽利略最终把这种思路带入物理领域。

在最初的时候，一些相对简单的经验实体具有相对低的准确度要求，因此可以利用纯粹几何学来模拟。但当我们尝试把这种思路带入复杂的物理领域时，我们就开始面对运用性的问题。连伽利略本身也提到当我们在使用这种方法去尝试精确无误的理解世界时，我们也同时必须处理在经验世界里异常关键的主观视角问题。在某些情况之下，复杂的经验实体有时还反过来被要求降低其准确度要求，以勉强符合以几何学为基础的观念理论模式。

3．5．“对自然数学化”过程的第四阶段：自然科学“方程式化”及其问题

在把“自然世界数学化”的过程当中，人们开始通过一些假设把某些数学化的观念以某种关系联系起来，并尝试是否能够证实这些假设的有效性；如果成功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就具有对某些符合特定条件的事情的结果作出准确的预先判断的能力/工具。因此自然科学界对这种研究方向充满着激情，并把精力集中在这些“方程式”和技术方法（自然科学方法，或自然的真实知识之方法）的开发上。我们不难想象一些人也因此被误导，误以为这些技术方法或方程式就是自然的真实本体。

3．6．“对自然数学化”过程的第五阶段：代数的运用

后来这些方程式和技术方法结合了代数的理念，而有了更广泛的用途和发展。然而“几何学的代数化”也造成了这些观念方法的“空洞化”(emptying of its meaning)。当我们把一些实际考虑的观念用代数来替代，那些议题就变成了纯粹的数字组合(numerical configurations)或代数结构(algebraic structures)。刚开始时人们还记得他们议题的原来意义，但后来这些更替就变成了有意识且主动的动作 – 从几何学转换成纯粹的数学分析。吊诡的是这些变化确切是因为几何学和代数蓬勃发展后的结果。无论如何，这也意味着我们已经能够利用纯粹的思维方式和虽空洞但却普遍有效的形式把来理解一般事物。通过这种方法逐渐地建立起各种互不矛盾的理论，最终我们将可构建到一个普遍全面（但多面性）的整体，而这可以视为“整体的世界”。

3．7．“对自然数学化”过程的第六阶段：因过于“技术化”而导致“数学化自然科学”的“空洞化”

当“数学化自然科学”逐渐演变成为纯粹的数学分析后，“技术性”问题也变成了研究的重点。学者对课题的研究变成了遵循某种既定规则的符号游戏，而原本赋予研究课题意义的初衷已被这种技术流程排除在外，因此也被排除在“多面性的整体的世界”的假设之外。

而在“技术层面”最受关注的就是“方程式”的发展。当物理学被数学化后，物理学发展的越快，就衍生更多更复杂的物理学方程式，最终导致许多物理学的研究都是在纯粹理论的范围内进行。在理论上被证实的假设，则等着由试验物理学家来进一步验证，但是新的物理理论假设却又在这基础上（即在理论上已被证实，但在试验却还未被证实的“真理”）被设定；如此发展下去。而试验物理学家也不断的以观念理论来引导他们的研究工作。结果是所有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这些发展趋势带来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即一个以用数学创造的观念世界被物理学家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并替代了这个可以被经验且不断地被经验的真实世界。

胡塞尔其实并不反对这种将“自然科学数学化”及将研究方法“技术化”的方法，甚至认为它们都是有效而且是必需的。但是胡塞尔强调我们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务必保持高度的自觉；时时刻刻提醒自己，避免在不知觉中忘掉了我们最初采取这种研究方法的原因和目的。同时我们也该避免堕入“不可置疑”的陷阱，必须不时地反省我们是否已不小心远离了我们的初衷。

3．8．“对自然数学化”过程的第七阶段：生活世界是已被自然科学遗忘的意义基础

当历代学者尝试反省这些问题时，很遗憾的他们并没有回到问题的最根源，即最初自然被我们观念化的初衷和过程。而这些最初的目的必然是为当时的生活世界 (life world) 所服务的。人活在这个世界，当然只能提出和这个世界有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他的理论（从简单的归纳推理到复杂的理论）也都只能运用在这个世界内。这看是无关紧要的评论实际上却极为重要，因为这个平凡的事实已被精确科学的潮流所淹没。不管我们的研究技术有多精湛，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却如常依旧。一切的方法也都只是帮助延伸我们在日常生活已不断的在进行的归纳推理工作。所谓的数学和数学化科学，也即是从这个生活世界抓取一些它们认为能代表生活世界之理念，将之美名为“客观真实”的自然；而我们却把这些方法误读为真实的主体。实际上这些方法也是需要不断地被完善的。

4．结语

通过对历史的反省，胡塞尔总结出了当代哲学的现状/困境，并详细地分析了自然科学被数学化的背景和原因，以及这些发展和欧洲人文及科学所面临之危机之因果关系。为了从简，胡塞尔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伽利略为其论述的起点，从而逐步展开他对自然科学被数学化的讨论。当然伽利略并非，也不可能是自然科学被数学化的唯一因素，毕竟伽利略也继承/承载着许多先人的观点和历史包袱。同样的，胡塞尔也指出他对自然科学被数学化的探讨也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因为他本身也难免受到伽利略等人所塑造的自然科学观所影响。事实上我们对历史的反省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 – 通过我们对现状的了解，我们可以尝试去理解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而对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理解，又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我们的现状。如此这般的不断向“真理”迈进，永不懈怠。



[1]德国学者Max Weber为了消解reason的绝对化和神秘化倾向，提出了rationality以替代reason概念 (王覃刚,理性: Reason 或 Rationality)
[2] 我将在下一节深入讨论“对自然数学化”的历史背景和过程。

如实观本相，如实对自心 - 电影《魂断威尼斯》里对生命和人生的探索

《魂断威尼斯》是一部相对抽象及充满隐喻的电影作品。如果要真正的理解幕后巨匠的巧心细作，就必须对原本已经非常简单剧情做更进一步的模糊化和概念化，把整个故事背景抽象地视为“一条不断地在流逝的生命长河”；而剧中各角色的遭遇和互动则可视为人沉沦在这条“生命长河”中的各种情感和反思之体现，或各种理念及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以及最终因对生命之无法掌控而感到的万般无奈与遗憾。换句话说，《魂断威尼斯》就像是一部影像化的生命哲学作品，和Octavio Pza 在The Double Flame里所提到的“情欲就是诗意化的躯体，诗歌就是情欲化的语言”，略有相似之处。

《魂断威尼斯》所探讨的哲学课题就是生命的本质及人生的困惑。电影开始不久，导演就通过德国作曲家奥森巴哈（Gustav von Aschenbach）对着沙漏的一段自白，开诚布公的道出电影的主题“我记得我父亲的房子里也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沙漏。沙子所流过的缝隙是那么的细小，在一开始时感觉到沙漏的上层似乎没有任何变化。而在我们眼里，沙子似乎是在最后的时刻瞬间流失，但到那个关键时刻，再去思索已经没有意义了。。。”

诚然，生命就有如沙漏，从倒数计时开始，生命就不断的漫漫流失，直到油尽灯枯的那一刻而止。世人因不了解死亡，故往往害怕死亡，也常选择逃避面对死亡。在生命初期和盛期，世人被世俗万象万物缠身，也常乐得暂时忘却生命有尽头这个永恒不变的事实。但世人难免偶尔会有和死亡亲密接触的机会（亲友过世，目睹死亡，死里逃生，大病一场，年逾古稀等等），迫使世人不得不严肃的正视死亡，面对死亡。

在严肃的正视及面对死亡时，世人必定会深切的体会到死亡的三个特性，即死亡的“必然性”，“无常性”和“个人性／无可替代性”；而生命的脆弱及人生的意义等等严肃问题也必然会应然而生。既然死亡是“个人”／“无可替代”的(既世人最终必需亲自面对“自己脆弱的生命”这个残酷的事实)，那么生命和人生的意义也必然是“个人”／“无可替代”的（既世人最终必需自我评价或亲自解读“自己人生的意义”这个终极问题)。因此任何“自欺欺人”，“曲意逢迎” “随波逐流”等等违背自我本性和价值观的生活方式，在面对“个人”／“无可替代”的死亡时就显得异常荒谬可笑。因此，无时无刻以诚待己及尽心尽力地去实现自我就是坦然面对死亡的最好方法。而事实上，对死亡问题有过深思熟虑且具有深度安全感的人，往往在以诚待己及实现自我方面会表现得更为执著及义无反顾；反之，则容易陷入虚实之间（外界的期望和内心的真实需求等等）而开始不断挣扎纠缠，举棋不定，投鼠忌器，最终虚度人生。

在《魂断威尼斯》这部电影里，德国作曲家奥森巴哈被描述为一个温文有礼，品味高尚的绅士，即一个在文化层面上已经高度“进化”的世人。在事业上他崇尚理性（坚持理智和智慧是创作优秀音乐的基础），在私生活上他克己复礼，努力遵循世俗规范（奥森巴哈有同性恋倾向但却结婚生女，组织“美好”家庭）。但这一切“成就”似乎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奥森巴哈在违背其“本性”下费尽心力所堆砌出来的假象。在其人生低潮时，奥森巴哈在失败与死亡（其后期音乐创作旅途上的挫折与家庭的不幸）的阴影笼罩之下只身前往威尼斯度假，但却被他在无意中邂逅的美少年（达秋，Tadzio）之惊艳所深深折服，而激发起潜伏在其内心多年的挣扎。当然这一切都只是隐藏在奥森巴哈自己内心深处的天人之战；对美少年达秋而言，奥森巴哈充其量也就只是一个行径古怪的陌生中年人罢了。

在经历过失败和死亡的洗礼后，在威尼斯度假的奥森巴哈究竟会选择继续过其理性规范的生活（即一个在文化层面上高度“进化”的人的“理所当然”选择），或选择诚实的面对自己的真实本性（接受自己做为“人”这种生物所与生俱来的七情六欲，包括他的同性恋倾向），并在有生之年里努力的活出自我呢？其实以我之见，奥森巴哈一生似乎都纠缠在这个心结上，终日徘徊不定，犹豫不决，痛苦不堪；而“威尼斯事件”只是这种内心挣扎的集中表现和无限放大而已。

奥森巴哈对美少年达秋的情感投射（或“爱”）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对此我们可以尝试借用古希腊文中各种不同的“爱”的来解读。首先，奥森巴哈作为一个非常有成就的艺术家，确实被美少年达秋如古希腊雕像般纯洁无瑕的美所深深着迷；从这个层面来看，奥森巴哈把美少年达秋看成了是“真善美”和“智慧”的体现，因此对他产生了友善且高尚的愛（Philia; Philosophia / Love of Wisdom）。其次，奥森巴哈内心里也隐藏和压抑着颇为强烈的同性恋倾向，而美少年达秋那种让他难于抗拒的色相也激发起他对美少年达秋产生肉体和性欲上的爱（Eros）。此外，已达垂暮之年的奥森巴哈也在美少年达秋身上感受到强烈的青春气息，让已经失去青春，年老色衰的奥森巴哈纯纯的爱上（Agape）少年达秋旺盛的生命力。当然奥森巴哈也明确知道他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应该（道德上）和美少年达秋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只希望能近距离的欣赏他，保护他,或如父亲一般的关爱（Storge）他，让他不受任何伤害（包括后来在威尼斯爆发的霍乱）。

换句话说，奥森巴哈在美少年达秋身上看到了他穷其一生想求但求不得，或不敢求，或将要失去，或已经失去的一切，即“真善美”，“智慧”，“性欲”，“青春”和“亲情/关爱”等等。可恨的是生命，时间和青春流逝得那么的悄然和从容自在，而死亡却来的如此突然，咄咄逼人和让人无处可逃（通过威尼斯爆发的霍乱事件来隐喻死亡的特性）。奥森巴哈也曾经千方百计地想要留住这一切（如在理发院化妆染发；冒昧的通知美少年达秋的家人有关威尼斯爆发的霍乱的消息，要求他们赶紧离开威尼斯；在威尼斯曲折幽深的小巷里紧跟随着美少年达秋,但最终累倒在地上放声哭笑生命的荒谬性等等 。。。）， 但毕竟生命只有一次，青春也不会从来；等到沙漏上层的沙子完全流失时，奥森巴哈也和曾经在世上掠过的亿万个面孔一般，从此烟消云散。

胡塞爾與現象學 II

根據J.N. Mohanty的分析, 胡塞爾的思想發展基本上可以分為Halle時期, Gottingen時期, Freiburg授課時期及 Freiburg退休時期（Mohanty, 47）；而其中最具創造性的是在Gottingen時期 (1900-1916)，尤其是1905-1910年間（Mohanty, 57）。在遷到Gottingen之前，胡塞爾已經逐漸建立了純粹邏輯的理論（Mohanty, 53），並在1990-1991年發表了他學術生涯中最具突破性的代表作之一：《邏輯研究》第一卷和第二卷。

《邏輯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 的整體主旨是以回歸到本體在進行邏輯思考過程中的意識活動之體驗(Lived experience)來闡明“邏輯”的純粹概念　(pure idea of logic) （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14）。胡塞爾指出這種體驗在每一次的思考中都會產生，但思考的本體卻往往只留意其正在不斷思索中的想法和觀點，而不易覺察到這種體驗本身的存在。為了能更好的掌握這種思考體驗，胡塞爾提出通過對思考體驗的隨後反思 (subsequent reflection)，然後用忠實可靠的描述性概念 (descriptive concepts) 把它確定下來, 進而去理解本體在進行這種邏輯思考體驗中如何構成(forming)各種思想結構/構成物 (mentally produced formation)。　

在《邏輯研究》第一卷《邏輯研究學導引》裡，胡塞爾首先嚴厲批判了當時主張邏輯規律是心理構成物的心理主義觀點；胡塞爾提出以自然科學為導向的心理學（natural-scientifically oriented psychology）如何錯誤地把心理活動和物理自然現象類比；因為各類意識活動的互動組合方式，和物理自然界裡的因果規律其實有著天淵之別（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6）。胡塞爾在《邏輯研究》裡嘗試把思考活動當中的心理因素（psychological ingredients）和邏輯概念（logical concepts）本身剝離開來，以便能更純粹的掌握邏輯思考的感知結構（sense-forms）。胡塞爾認為本體進行確當邏輯思考後所達到的結論之有效性，應該是不受本體在進行確當邏輯思考時的心理因素所影響的（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14）。為了進一步闡清以上論述，胡塞爾提出了觀念客體／對象(Ideal objects) 和 實存客體／對象(real objects)這兩種不同的客體／對象概念；並說明觀念客體雖非存在于真實世界，但在思維判斷領域裡具有和實存客體一樣的功能。而心理活動（Psychic acts）則屬于真實存在的實存客體範疇。觀念客體所表述的意義不受實存客體（包括主體的心理活動 (Psychic acts) 和體驗 (lived experience) ) 的影響，也不限制于主體和實存世界(real world)；既觀念客體(ideal objects)具有意義單元性（unities of significance）。而胡塞爾在《邏輯研究》第一卷裡對心理主義強而有力的批評，也直接導致心理主義論說從此在學術界一蹶不振。

除外，胡塞爾在《邏輯研究》裡還進一步說明觀念客體雖然別于實存世界現象，而純粹觀念客體上的真理(Purely ideal truths)也未必一定真實的存在于實存世界；但它卻隱含著某種在觀念上可以想象到的某些可能存在的實存現象。而每一個觀念客體都可以延伸出一個能夠放之天下皆準，普遍有效的特例。觀念客體也可以涉及其它觀念客體；比如說“論點 / 主張 (proposition)”(一種理念客體) 可以是針對某種實存客體，也可以是針對另一個“論點 / 主張 (proposition)”( 既另一種觀念客體)。基于以上種種特性，胡塞爾得出的一個結論是，觀念客體本身足于形成完整自足的理論領域，可統稱之為先驗科學(priori sciences)。（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15-17）。

《邏輯研究》裡的另一個重要的論述是某些觀念客體的客觀存在性。胡塞爾通過對心理體驗作描述性研究 (Descriptive investigation) 後發現，邏輯，數學等等各種觀念客體實際上是客觀存在的。用胡塞爾的說法，即這些觀念客體會在“適當的時機” (when the occasion arises)，通過本體自身的體驗或在本體思路組建的過程中逐漸地呈現為本體的“主觀構成物” (subjectively produced formations)；這也就是為什麼觀念客體不斷的被誤解為“心理產物”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而事實是如果個別的主體進行類似的“心理活動”，他們也將不約而同的獲到同樣的“主觀構成物”（即某種邏輯和數學規律的結論），而這就是這些理念客體客觀存在的明證（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18）。胡塞爾嘗試在《邏輯研究》裡分析這些理念客體和其相關聯的的心理體驗（psychic lived experience）之間的互動關系及該種心理體驗的真實面貌，以了解為什麼某種心理體驗能夠讓其主體確實地意識到某些觀念客體的存在？這種全新的研究方法打開了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而所有以往被認為是屬于“內在生活”的領域都有可能通過這種方法來進行符合嚴謹科學要求的研究工作。基于這種研究方法的特性，胡塞爾在《邏輯研究》裡把它稱之為 描述心理學　(descriptive psychology)；但在後來的著作裡胡塞爾則選用了“現象學”這個名詞來代表這種嶄新的研究方法（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18-19）。

胡塞爾在《邏輯研究》裡也有對現象學中的“反思”之特征進行更詳細的闡述。首先，胡塞爾強調現象學中所指的“反思”活動是完全直觀，而非基于任何理論或假設憑空想象的。現象學要求主體對某種“意識”的第一印象如實地描述下來。而所需要描述的不單單只是把“所見”（seen）表達出來，同時也要把“所見”在我們的直觀當中展示開來的那一刻（it moments to be unfolded）的每一個步驟和環節，做盡可能詳盡的描述。但胡塞爾也強調“反思”其實是一種多層次及具有相當深度的內在活動，往往在穿過最表層後就日益窒礙難行，因此需要巨大的毅力以漸進式的方法才能逐步實現。（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0-21）。

在對“意識活動”的研究方面，胡塞爾的導師Brentano提供了極其關鍵的理論基礎。Brentano 認為所有有關邏輯，知識論，倫理等領域的改革，必須基于對內在所經驗到的意識活動之描述性資料的有效分析。他從內在經驗中發現“意向性”(intentionality) 是心靈體驗的一種基本特征。比如說“愛”的體驗有“被愛”的對象，“恨”的體驗有“被恨”的對象等等（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3）。胡塞爾在《邏輯研究》裡也進一步發展“意向性”這套思路.

胡塞爾在《邏輯研究》裡還提出了另一個現象學的關鍵的理論，即客觀理念客體（如某種數學原理）通過個別主體自身的體驗逐漸形成主觀構成物，而實際上這些個別主體所經歷過的體驗（先決條件），並非偶然形成或因人而異，而是必然且具有普遍一致性的（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26）。胡塞爾進而推論出這些和客觀理念客體相關的體驗(Lived experience)，如數學推論之體驗(mathematical Lived experience)，也具有客觀存在性及先驗性。因此數學可稱為先驗科學或本質科學(Science of essence) 。以此為基礎，胡塞爾再逐步推論出其它類別的先驗科學，以及建立起一整套先驗科學的知識論(Theory of knowledge)的可能性及必要性，進而引申出先驗現象學（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這個關鍵理論。（Edmund,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32）。

無疑《邏輯研究》是真正開展現象學領域的一個最重要作品。胡塞爾以此為起點，開始了近15年 (1900-1916) 的高產及創新期。在這期間，胡塞爾通過《邏輯研究》第二卷的修訂本進一步澄清現象學和傳統意義的描述心理學的根本區別；並于1908年在Gottingen有關“意義理論” （Theory of meanings）的講座裡第一次公開提出意向行（noetic）意向象（noematic）的概念，為他在1905/1906年(在他于Seefeld 寫的手稿，現稱之為“Seefelder Blatter”)所提出的現象學還原法（methodological idea of a phenomenology reduction）提供了實踐的理論基礎（Mohanty, 57）。

不久之後，胡塞爾在1911年發表了一篇名為《哲學是一門嚴格的學問》的文章（收錄在《現象學和哲學危機》一書）。在文中胡塞爾提出了哲學應該是所有學科中最根本及最嚴謹學問的主張。他認為當代主流哲學思想大多過于抽象及主觀，沒有真正嚴謹科學意義上的哲學（Edmund, Crisis of Philosophy, 74）。于是胡塞爾呼籲哲學界應該徹底回歸到“追根究底”的研究精神，從新為哲學建立起一套符合科學嚴謹標準的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胡塞爾在文中花了相當長的篇幅嚴厲批評用自然科學的思路來研究哲學課題的普遍謬誤，並強調現象學方法不單只是更本質的研究方法，也是建立知識理論和確當的心理學的正確途徑（Edmund, Crisis of Philosophy, 121-122）。隨後胡塞爾又在文中詳盡的反駁了歷史相對論和世界觀哲學對建立普遍科學知識之可能性的質疑；胡塞爾認為雖然本體的認知深受歷史和世界觀的影響，但並非沒有規律可循；只要我們能夠從本質（essence）上下功夫，是有可能逐步的建立客觀知識論的。

在1913年胡塞爾出版的了另一部具有突破性的重要作品《觀念》第一卷(Ideas I), 第一次系統性的介紹了現象學還原法（reduction），為現象學的整體發展提供了較完整的理論基礎。J.N. Mohanty（Mohanty, 63）認為胡塞爾在Gottingen時期之後所發表的論說，包括後期的成熟作品如《笛卡兒式的沉思》及《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越現象學》，嚴格上來說大多是Gottingen時期思想的實踐，深化和延伸，與胡塞爾在Gottingen時期的思想成就相比，原創性似乎已經略為遜色。

References

1. Mohanty, J.N. “The development of Husserl’s thought”,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usserl, pp. 45-78
2. Edmund, Husserl, “Task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Eng. Trans. J. Scanlon, pp. 1977, pp. 14-33
3. Edmund, Husserl, “Philosophy as Rigorous Science”,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Philosophy, Eng. Trans. Q. Lauer, 1965, pp. 71-147.
4. Edmund, Husserl, Cartesian Meditatiions, I-II, Eng. Trans. D. Cairns, 1960, pp. 1-55

胡塞爾和現象學

胡塞爾成長于動蕩多變的19世紀中期歐洲大陸。在前後一百多年間，歐洲社會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8世紀末的法國大革命不但瓦解了法國的絕對君主封建制度，更引發起歐洲大陸一連串的自由民主改革，世俗主義和愛國主義運動。19世紀中期，電氣，新材料，通訊等科技的迅速發展帶來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推動了西歐各國的經濟蓬勃發展，而各國內部的社會矛盾及之間的政治經濟利益衝突也日益加劇，最終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胡塞爾就是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之下，重新思索“哲學”這擁有為全體人類建立最純粹和絕對知識的使命的這樣一門學問，该如何才能更客觀科學及全面的完成它的任務。

胡塞爾認為哲學這門理應是所有學科中最嚴謹的學問，實際上却遠遠不夠嚴謹客觀；绝大部份哲學論述都流于抽象觀念/模式的建立和主觀意見的表達。這種主觀哲學論述不但無法為人類建立真實可靠的知識，也無法說明19世紀洲歐洲大陸所經歷過或正在經歷的巨大變化；而當時已經衰落的黑格爾系統哲學就是這種論說的一個典型例子。除外，其它當代的主流哲學則有“過度依賴自然科學或科學經驗來解讀人文社會現象而忽略了人類豐富的本來面貌”（如實證論，新康德主義）及“過度強調人文社會現象的歷史性而不能提出能夠依據的普遍真理”（如世界觀哲學）等等不足之處。

于是胡塞爾提出必須為哲學從新建立起一個符合科學嚴謹標準的研究方法及理論框架。而其起點就是把哲學思考重新回歸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康德，和笛卡兒等所倡導及遵循的終極哲學精神，也既是對一切事物不做出任何假設，追根究底，讓哲學思考“回到事物/事情/事態本身去/ Zu den Sachen Selbst!”。既然一切有關人類的課題都起源于人的思想活動，那了解這些課題的最基本/根本的途徑就是从人的意識活動現象着手；也就是說回到人最底層的認知經驗去考察，嘗試去了解和闡述人的意識和意識經驗的特征與結構。如果我們能據此掌握人的意識活動最根本的原則和規律，那就能夠為我們提供最根本確當的思考組件，以此為基礎而逐漸建立起穩固清晰，真實無誤的知識。胡塞爾把這一套理論，方法和思維態度總稱之為“現象學”，認為其符合科學嚴格性的要求，因此能把哲學提升為一門真正嚴謹的學問。

根據胡塞爾的定義，現象學是一門研究意識經驗本質的科學。現象學專注于對意識的描述及結構分析，而不討論意識的因果來源究竟是來自大腦內部活動或其它地方。胡塞爾以腦力活動的單元和瞬間片斷為基礎，建立了一套“意識的基本結構”理論。胡塞爾認為意識的其中一項基本特征就是其意向性/指向性，也就是說“意識” 其實就是“對”某個意識對象產生某種意識。人通過對自己的意識現象的反思，就能觀察到这種意向性/指向性的客觀存在，盡管“意識對象”本身是否客觀存在並不重要。因此現象學家能夠把這種研究方法運用在實物，虛物，想象物，印象甚至回憶等一切事物上。通過還原法把一切事物還原到該事物在人的直覺中所體驗到的純粹意識經驗現象，即事物的本原樣態，以此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原始起點。

現象學作為一種思維態度和哲學方法確實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它所提供的理論框架為日後的哲學研究開展了一個全新的局面，並把“哲學是一科真正符合科學嚴格要求的嚴謹學問”這個理想，發展成為一個可以逐漸達到的長遠目標。而在胡塞爾的影響下，許多傑出的西方哲學家（如海德格，沙特， 梅格龐蒂，呂格爾等）也開始回歸/進入到研究“事物的本原樣態”這個領域，對存在主義，解釋學，後結構主義, 解構主義等發展有着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