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反思马来西亚政治工作者该有的素质与担当

1.    前言

2013年5月5日是马来西亚第十三届国会选举的投票日，一千三百三十多万的注册选民将在当天投下神圣的一票，为两千九百二十多万的马来西亚国民选出他们的新一届政府。自马来西亚于1963年成立[1]以来，以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为首的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控制了国会三份之二以上的议席，以绝对的优势执政中央政权长达50年[2]之久，此政治格局直到2008年第十二届大选时才被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与伊斯兰党组成的人民联盟（简称民联）打破。在第十二届大选中，民联赢取了222国会议席中的82个席位，并成功夺下马来西亚13个州中的5个州的州政权[3]，创历史新局，使国阵政府在自马来西亚建国以来第一次面对前所未有的强大反对党阵营和改革压力。在后来的五年期间，马来西亚人民对国阵政府的长期以来所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朋党专制和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感到极度不满，各族人民为了追求更美好的人生，思变之心日益迫切；再加上民联在国会及其执政的4个州政府中的杰出表现，让人民看到了建立两线制的可行性与希望。根据大马选民注册局的记录，从2008年到2012年6月期间竟然有近三百多万名的合格选民向大马选民注册局登记[4]为新选民，占了注册选民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给第十三届国会选举带来巨大的变数和机遇。

虽然马来西亚的国民思变心切，但政治改革之路毕竟艰辛多难，其成功关键实在于政治工作者的能力与素质。本文的立意是试图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对正义与哲人之治的描述，梳理出几个理想政治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与担当，希望藉此能给马来西亚的政治困境带来一些启示与指导。

2.    马来西亚的政治困境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多元文化，甚至还拥有多达九个不同世袭马来皇室（或称马来统治者）的年轻联邦国会君主立宪制国家，因此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格局极其复杂多端；再加上英殖民地时期英政府在当地所推行的分而治之政策所留下的遗毒，使各民族之间潜伏了许多不容易跨越的政治，经济，文化与宗教鸿沟。

人口比例[5]			宗教信仰比例[6]
马来人	50.4%		回教	60.4%
华人	23.7%		佛教	19.2%
其它土著	11.0%		基督教/天主教	9.1%
印度人	7.1%		印度教	6.3%
其它	7.8%		其它宗教	5.0%

占全国人口约50%的馬來人自独立以来就主导着国家政治，和其它约11%的非马来土著，如伊班人和卡达山人等少数民族享有土著地位与特权。自1969年5月13日爆发了排华暴动[7]之后，以巫统为首的马来西亚政府在同年推行了新经济政策（后来于1991年以国家经济政策替代之），其目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发展计划和以种族为基础的辅助政策，逐渐消除贫穷和缩小土著（主要对象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经济差距，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严重剥夺了非土著公民应该享有的公民权益，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影响社会所有社群的各种问题。

首先，新经济政策和国家经济政策迅速演变成为国阵朋党垄断和掠夺公共资源的借口和手段；许多只惠及国阵朋党权贵的贪污滥权行为都被包装为“捍卫土著特权”和“提高土著经济地位”的合理举措， 但事实上那些真正需要被帮助的弱势群体（包括土著和非土著）却逐渐地被边缘化，造成社会不公及公共资源与优秀人才（主要是非土著）的严重流失。此外，近乎泛滥的土著特权政策也严重地强化了一般土著对政府资助的依赖性，削弱了其上进心与独立能力，长期下来对国家整体的竞争能力带来极其负面的影响。 而国阵朋党为了继续巩固其政权，对各族群采取了微妙的分而治之政策，不断的通过炒作宗教，种族（尤其是土著特权），马来皇族等敏感课题，及透过金钱政治与愚民政策等手段，成功在过去数十年来获得中低教育水平，尤其是乡镇地区较保守的马来民族与其它土著之支持，使其朋党权贵能够不断的得偿所愿，为所欲为。

吊诡的是，新经济政策和国家经济政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也培养了一大批受过高等教育和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马来中产阶级，他们大多曾经留学海外，熟悉西方哲学，人权，正义等政治理念，清楚了解巫统内保守派的种族主义和国阵的朋党政治与贪污文化对其族群以及国家所带来种种祸害。这批中庸开明的马来中产阶级，联合其它非土著的各种改革势力，以政党和非政府组织的方式从2000年左右开始了有系统的长期政治斗争，其共同愿景就是希望能够带领马来西亚国民突破马来西亚当前所面对的政治困境，建立能够更新替代的两线政治制度，以期消除种种的社会不正义，种族主义，贪污腐败与宗教极端主义等现象。但是由于马来民族作为土著辅助政策的既得利益群体，即便是他们明白长远而言土著辅助政策对自己族群整体所带来的弊将大于利，但要让大部分的马来族群都心甘情愿的逐步放弃已经享有多年的特权，与其它种族共享平等机会，也是极其不容易的事。此外，由于马来西亚各族群有着绝然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再加上多年来受到分而治之政策的荼毒，因此如果各族群要真正突破宗教和文化的鸿沟，达到大同社会的境界，确实还需要卸下许多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克服无数政治上的困难。简而言之，这就是今天马来西亚和马来西亚人所面对的政治困境。

要突破这个政治困境，除了政治，经济，教育等途径外，其实更重要的是全体马来西亚人民能够在这个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开始彻底地全面反思马来西亚建国的基础和其社会契约，尝试寻找出一套能够符合甚至超越各种族，宗教，文化的普世价值，以作为全体马来西亚人民团结的基石和追求共同美好生活的坐标。这种全民反思运动必需是哲学层面的，它同时需要面对与处理人性的欲望（各族群的物质需求），触及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各族群的感性需求，如国家认同感，民族情感，宗教追求等），并回应人与生俱来的理性需求（各族群对真，善，美，正义的向往）。而这种全民反思运动必须由一群以维护和推动社会正义为己任的政治工作者为首，他们必须能够引领全民以理性来驾驭其欲望与情感，共同建立一套超越各种族，宗教，文化的普世价值和正义原则，断然拒绝种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贪污腐败文化的蛊惑与诱惑。也唯有通过这样的全民反思活动，马来西亚人民才有机会逐步地跨越种族，宗教和文化的鸿沟，从现在的政治困境中从容地大步跨出来。

由此可见，这批正义的政治工作者是马来西亚政治能否在不久将来成功转型的关键，它取决于这批政治工作者的个人素质和社会担当，是否能够挑起领导全民反思运动的重担。那究竟那些人才适合扮演如此举足轻重的社会角色呢？而这些人又必须具备那些能力与条件呢？针对这个核心问题，我将在以下的章节里尝试从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的所论述一些主要哲学概念，如“专业分工原则”，“无产与无私”，“节制，勇气，智慧与正义”，以及“哲人之治”来探讨对马来西亚政治工作者的要求与期望。当然现实与理想必然会有相当大的差距，但即便如此，理想对现实的未来方向还是具有特殊的参照价值和指导作用的。

3.    柏拉图理想国对马来西亚政治工作者的启示与指导

3.1．专业分工原则

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核心内容是正义的定义和行使正义的理由。在理想国第二卷的后半段 （368d – end），柏拉图开始尝试通过阐述何谓真正意义上的正义城邦 (Just State)来回应格劳孔（Glaucon）及阿迪曼图斯 （Adeimantus）对正义是否同时具有功能价值和内在价值的问题。柏拉图认为，通过对政治正义的深入理解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正义在个人层面的含义与价值。柏拉图采用方法是重新构思一个他心目中的“理想国”，以此分析究竟正义的概念。首先，柏拉图认为一个城邦的建立源自于人无法自足，而需要通过群居来解决各自生活上的各种需要。但万物皆有其本性，而每个人也都有拥有自己独特的天赋，适合从事于各种不同但却符合其个人独特天赋的工作。一个城邦如果能够在最大的程度上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即确保拥有不同本性和天赋的人能够专注于发展和从事符合他天性与天赋的工作，就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全体人民的生产力（包括各类货品和服务)，为城邦里的居民谋得最大的福祉。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个人的天赋将能够得到最大的发挥，而群体的需求也将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这就是正义的体现。反正，如果个人无法从事符合其天性与天赋的工作，或群体因城邦无法“人尽其才”而使其被剥夺了原本能够最大程度满足其需求的机会，那么对个人和群体而言都是不正义的。此外，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还强调“人尽其才”的必须性，即个人不但应该而且还必须（或只能够）从事符合其天性与天赋的工作。其依据是唯有这样才能最大的程度的避免资源浪费，同时避免城邦面对“外行领导内行”的局面发生。

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主要由生产(producers)，战士（auxiliaries）与统治者 (rulers) 三个阶层所组成。生产阶层负责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战士阶层负责防卫，而统治者阶层则负责管理国家大事，而后两个阶层则统称为国卫阶层（guardians）。根据柏拉图的专业分工原则 ，各个阶层必须由其天性符合该个阶级功能的国民担当，即充满私欲的国民应该专注于从事生产，富有激情和热爱荣耀的国民应该担当防卫工作，而具有理性且热爱智慧的国民则应该担起统治管理成本的责任。当三类人专注于适合其天性与天赋的分内工作，不越俎代庖，那这种平衡稳定的社会就是正义的社会。

柏拉图这种“人尽其才”或“专业分工”的理想国创建原则至少有两层现实意义。首先“人尽其才”意为着城邦在长远而言务必推行不分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唯才是用”（Meritocracy）国策，也唯有这样才能确保个人与群体获得其应得的正义。如果套用在马来西亚今天所面对的政治困境，其突破点就在于国家是否能够完全鄙弃已执行了四十多年具有种族歧视性的经济与教育政策，使各族群的国民都能够获得“人尽其才”的平等机会。这样不但个人的正义能够得以伸张，同时全民（尤其是占人口50%的马来民族）的利益也将因国家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得而获得最大程度的保障。而第二个现实意义在于柏拉图对“专业分工”的严格性。柏拉图认为尤其是国卫阶层必需经过精挑细选，唯有拥有合适的天性，天赋与心理素质的国民才能被纳入国卫阶层，特别是统治者阶层。统治者阶层必须有具有理性，热爱知识和善于哲思。而那些被主要是个人欲望所驱动的生产(producers)阶层，必须被拒之门外（统治者之门），唯有这样，城邦的管理才能避免被个人欲望所影响，正义才能得到最大的保障。今天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政府面对严重的朋党政治与贪污腐败问题，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一些极度贪婪的 “生产阶层”已经渗入并腐蚀了原本应该大公无私的“统治者阶层”。他们戴着统治者的面具，打着统治者的旗号，但却无时无刻在琢磨如何吞噬公共资源，以满足其个人欲望。

从柏拉图的专业分工原则，我们可以列出理想的政治工作者的首要条件，即他必须拥有适合担当政治工作者的天性，天赋与心理素质（理性），同时严格遵循“唯才是用”的社会专业分工原则。其他所有不具备此条件，或随意“任人唯亲”的国民，必须在最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政治工作者之外，或者至少不能参与任何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工作。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社会正义能够得到最大的保障， 除此之外，实无他法。

3.2．无产与无私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四与第五卷中详细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国卫阶层之社群结构，生活方式与特性，显示了他对国卫阶层，尤其是统治者阶层在品德和能力上的严格要求。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统治者阶层没有私产，无需为积累私人财富而费尽心思；这在理想国中不仅仅是制度上的限制，同时也是统治者阶层本身天性的自然延伸。由于唯有热爱知识和理性的国民才能被筛选为统治者阶层，他们的天性使其并不热衷于财富，性爱等欲望所带来的快乐，让他能够全心全意的专注于执行统治者的职责。不但如此，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还大胆的假设一种在今天看来近乎荒谬的共妻共子制度，统治者阶层所生下的孩子们将由城邦抚养长大；这种制度的目的是希望统治者阶层能够升华至一种近乎极致的无私心理状态，使其对城邦的福祉具有百分百的忠诚度。

如果我们姑且不考虑柏拉图所描述的国卫阶层生活方式之可行性，而只关注其背后所涵盖的崇高精神，那理想政治工作者的第二个条件就已呼之欲出，即“无求品自高”与 “老吾老于己人之老，幼吾幼于己人之幼”的大公无私精神。这些品质在马来西亚政治现实下尤其重要，因为只有真正大公无私的政治工作者，才能不被种族，宗教，文化等枷锁束缚，为全体国民谋利。

3.3．节制，勇气，智慧与正义

柏拉图描述了他心目中正义社会的结构后，在理想国第四卷的下半部分（435d–end）就以此结构去进一步解读正义在个人层面的内容与意义。柏拉图认为人的心灵有三个相对独立但关联的部分，每一个部分对应着理想国里所描述的某个社会阶层的天性，即欲望（生产阶层），激情（战士阶层）与理性（统治者阶层）。人四个最基本的美德：节制，勇气，智慧与正义，就是对心灵这三个部分的正面体现，即欲望的美德是节制，激情的美德是勇气，理性的美德是智慧，而当欲望与激情臣服于理性，受其控制与领导，所体现出的中庸平衡就是正义美德的体现。也就是说唯有当我们通过理性/智慧去把欲望降温为节制，把激情升华成勇气，使心灵的三个部分变成井然有序，正义才能彰显，也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同时培养出所有的四个最基本的美德。在这个时候，人心灵的三个部分就能发挥它们最佳的作用，使人的心灵达到健康完美的境界，进而能够迈向美好的人生。更重要的是，柏拉图提出只有当人们（尤其是统治者阶层）的心灵变得井然有序，心中有正义，才有可能创建和组织一个井然有序，体现正义精神的社会。

这意味着称职政治工作者的第三个条件，就是自己必须具有节制，勇气，智慧与正义这四种美德，同是也具有培养国民节制，勇气，智慧与正义这四种美德的远见与能力。因为唯有当国民能够以理性驾驭自己的欲望与激情，正义才能在个体与社会中得以体现。反之，如果国民贪心纵欲，浮躁懦弱，蒙昧无知，就极其容易被误导煽动，使社会正义无法得以彰显。

3.4．哲人之治

在理想国第六卷至第七卷中，柏拉图集中的讨论了哲学王的概念。柏拉图认为理想国只有在哲学家担任统治者（哲学王，Philosopher-King）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被实现，而哲学家的定义就是那些能够洞悉理解真实永恒不变之理形（Forms）的智者。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通过“洞穴中囚徒”的比喻来讲述哲学家的角色和责任；洞穴中囚犯所看到的是雕像透过火把反射在石壁上的影子，哲学家就好像那个解开束縳的囚犯，他首先发现石壁上的影子原来只是雕像的反射，原来雕像比影子更为真实；但当他走出洞穴，才知道外面的实物比洞穴内的雕像更为真实，而雕像只是外面实物的复制品；最后他把注意力投向太阳，终于明白太阳是让他能够看见实物的光源，同是也是一切实物的创造者。在这个比喻中，石壁上的影子和雕像指的是可见世界（visible realm）中的想象物与实物，而洞穴外的实物与太阳指的是可知世界（intelligible realm）的理性（forms）和终极或最高的理型 - 善（Forms of Good）。通过洞穴的比喻，柏拉图想要描述的是个体从想象到信念，从信念到构思，从构思到理解的四个认知阶段。柏拉图认为唯有哲学家能够达到认知的最高阶段，充分理解最高的理型 - 善的原型与特质。因此哲学家能够“回到洞穴”里引导或带领那些还被困在洞穴里蒙昧无知的囚徒。

如果我们以柏拉图的“洞穴中囚徒”的比喻来反思马来西亚的政治困境，那些被极端民族主义所蛊惑的马来西亚公民就有如被困在洞穴里的囚徒，无知的相信石壁上的图像（民族宗教威胁论等）就是事实的全部，殊不知这只是政治朋党用其有色火把将民族宗教等客观现实（雕像）扭曲的投射在囚徒面前的影子而已。唯有那些曾经“走出洞穴”的政治家工作者，才能“回到洞穴”里唤醒那些一直被误导的群众，使其有机会认清事实，走出误区，让马来西亚的政治发展回到正轨。这意味着政治家工作者不但必须能够通过理性分析与哲思而充分理解最根本的真相（知识），还必须能有所担当，具有愿意回到群众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服务精神。

4．结语

走笔到此，马来西亚第十三届大选也以上周日正式结束，当天投票率竟高达80%，创历史新高。结果是人民联盟赢得51%的选票，但却只获得40%的国会议席；反之国民阵线虽只赢得47%的选票，却获得了60%的国会议席，宣布再一次赢得政权，进入其执政马来西亚的第56年。这次选举的结果显示竟然还有近一半的国民（主要是乡镇选民）对国民阵线的政治宣传与愚民政策深信不疑，但真正令人痛心疾首的是，这次选举的舞弊现象无所不在，层出不穷，使其成为马来西亚立国以来最肮脏黑暗的一次选举，让所有马来西亚国民感到欲哭无泪，义愤填膺！

当全体马来西亚国民迷失彷徨在这个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确实渴望有更多的正义政治工作者能够挺身而出，为马来西亚国民挑灯引路，突破目前的政治困境。这些政治工作者如果能够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所描述的“统治者阶层”般理性，正义，推崇唯才是用，个人却无产无私，具有节制，勇气，智慧与正义美德，及培养国民节制，勇气，智慧与正义美德的远见于能力，并能够通过理性与哲思充分理解最根本的真相，还对社会有所担当，那马来西亚的国民也许还能够在最黑暗的隧道末端，看到那一点点的希望之光。

我衷心希望看到马来西亚的明天会变得更好。

5.   参考文献

1.    Plato, “The Republic”, Translated and with Introduction By Desmond Lee, Second Edition, Penguin Classic, 1974

2.    Brown, Eric, "Plato's Ethics and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Winter 2011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

3.    林火旺台大哲學系教授，“柏拉图“理想国”：第九讲”讲义，台大哲学系，2010.

4.    林火旺台大哲學系教授，“柏拉图“理想国”：第十讲”讲义，台大哲学系，2010.

5.    Jennifer Pak, “ Multi-racial Malaysia caught at economic crossroads”, BBC News, Kuala Lumpur, 13 September 2011

6.    Dustin Roasa , “Malaysia at economic crossroads as it fights the great brain drain”, The Guardian, Thursday 21 Apr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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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来亚联合邦于1957年8月31日宣布从英国皇家殖民地独立。1963年8月31日，英属新加坡和北婆罗洲（后改称沙巴）及砂劳越宣布独立，同年9月16日和马来亚联合邦共同成立马来西亚。新加坡于1965年因政治因素被迫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共和国。

[2] 从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开始算起。

[3] 其中霹雳州政权因部分民联州议员在大选后转投国阵而导致民联的州政权得而复失。

[4] 不排除如民间传说般，部分新选民为国阵政府（或其朋党）为了巩固国阵政权而增设的非法选民。

[5] 2014年统计局预测数据

[6] 2010年人口普查

[7]后有其它情报显示513事件有可能是巫统个别党派把一场有策划性的内部政变包装为种族冲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