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郭象之逍遥与真实的人生

水利专家黄万里先生坎坷艰苦，万般无奈，壮志未酬的一生确实让闻者对其不幸的遭遇感到心如绞割，万般遗憾。黄先生作为一名学贯中西，才华洋溢的爱国青年，在其风华正茂的全盛时期就开始被种种不合情理的人为因素屡次及长期的打压，迫害，甚至遭到非人道之对待。但黄先生即便是受到万般委屈，却总还是时刻心系百姓，顾全大局，不断去争取机会为人民和辜负了他的国家服务；即便得不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重用，黄先生也还是义无反顾，坚持到底，直到其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不轻言放弃。如此铮铮风骨，着实令人好生敬佩。

其实类似黄万里先生那样的悲剧，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尤其是文革期间）常有发生；一些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因不堪心灵和肉体上的折磨，甚至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而其中就有作家老舍，著名翻译家傅雷，中国科学院院士赵九章等才俊。这些不幸事件的发生，不禁让我们静心思考，究竟是哪种可怖的精神压力能让如此优秀的人才感到万念俱灰？而中华文明之中又是否有哪些宝贵的精神资源能为这些在严冬下已奄奄一息的心灵带来一阵春雨？

庄子在其所处的战国时代深刻的体会到现实生活的残酷无情，和人在面对不可改变的既定境遇（绝大部分都是悲惨不幸）时的万般无奈。在面对如此可怖而且挥之不去的精神压力之下，庄子提出了一套能让世人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不堪，但却能在精神世界里得到逍遥的方法，可说是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而像黄万里，老舍，傅雷 和赵九章等不幸的人，也应该能从庄子的智慧中找到生活中的一丝慰藉和希望。

依照庄子的理论，黄万里先生（或其他人）在面对其人生某些不可改变的既定境遇时可以尝试以平常心接受之，然后通过“齐物”“真知”的方法来淡化对周遭不如意的事之在意与执着，以求达到（或至少暂时达到）心灵上的平静和精神上的自由。我个人不但认为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具有可行性的，而且还相信黄万里先生极其可能在应对其生命中无数次低潮时已有适当地运用到庄子（或类似庄子）的人生哲学；这可从他在三年的困难时期还能和妻子在清华宿舍院里种南瓜苦中作乐，及在受到不断责骂声当中还能忍辱负重的专心工作等等动人事迹中窥得一二。难怪他的同事沈英说：“他所遭受的压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而在那样恶劣的处境下还能把心思集中到考虑国家大事上，实在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

但黄万里先生毕竟不是庄子；他心怀祖国，时时刻刻想着如何用他所学来治水抗洪，造福百姓。在这个伟大的前提之下，黄万里先生择善固执，坚持不懈，至死方休。因此他做不到，也不忍心做到如庄子般在精神上彻底的逍遥。但即便如此，庄子的哲学也能在其漫长的艰难岁月当中发挥适当的“保护作用”，尤其针对一些不影响其最高原则（即服务百姓）之攻击，毁誉和侮辱，庄子的哲学能帮助黄万里先生做到临危不乱，处变不惊，不动如山，泰山崩于前而不变于色。使其能在最大的可能性下保全性命，留得青山（在），可说是善莫大焉啊！

至于郭象的逍遥哲学，我个人认为其高度和格局都较庄子为低，可能会适合渴望安居乐业的普通老百姓，但未必会被黄万里，老舍，傅雷 和赵九章等社会精英所青睐。试想之，此等非常人物之所以能够在社会中出类拔萃，皆因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理想有较高的期望，不安于现状，努力突破自己，力争上游。而郭象的逍遥哲学则倡议万物应自足其性（满足于自己的性分），安于其性（顺天安命），满足于现实，不做非分之想，以求能达到逍遥的境界。但黄万里等人的心理纠结就正正是不满足于现实，故我认为郭象之学即便能带来逍遥，但黄万里之辈多半不屑为之；俗语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论逍遥与自由

西方或现代自由理论的根基始于古希腊的“自然法”（Natural law），即宇宙万物依循着一套普遍理性规律（或自然法则），符合该规律的状态（包括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状态。而万物在自然状态下是一种自由的状态，因此自由具有宝贵的内在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现代自由理论对“自由”一词也有了更深刻和广泛的认识，而其中较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法兰克福[1]就把自由区分为“行动自由”和“意志自由”[2]两大层次（唐孝威，黄华新）。简言之, 行动自由就是“能够依循自己的意愿去行动而不受内在或外来因素[3]所限制”；而意志自由[4]就是“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意愿”或“能过通过自己的高级意志（Higher-order volition）控制自己的低级意愿”[5]。拥有意志自由并不代表一定拥有行动自由， 而反之亦然[6]。美国哲学家凯恩[7]则将这两种层次的自由称之“浅层自由”和“深层自由”[8]；而近代著名自由主义哲学家赛亚·伯林[9]也提出类似的“两种自由概念”，即主体因没受外来因素所限制而享有的“消极自由”，和主体拥有自主意志的积极自由[10]。（石元康）

庄子的逍遥虽然含有相当浓厚的“自由”意味，但庄子哲学之重点并非在于探讨自由的价值，自由的可能性或维护自由的制度等传统西方自由议题。庄子的哲学基础是建立于其对人生现实极其深刻的观察，了解到各种千丝万缕的因素造成了人生之无可奈何及命运之不可知不可干预的特性。换句话说，庄子对西方或现代自由理论里所谓的“行动自由”之实现之可能性（至少在庄子的时代）和其最终的现实效益之可控性[11]，基本上是持怀疑甚至是否定态度的。因此庄子提倡人们应该接受人的局限和命运的不可抗拒性，在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与其怨天尤人，或企图螳臂当车，不如通过“齐物论”一文里所谈到的“齐物论”及“真知论”的观点来化解我们的成心，强调万物的自然本性[12]，淡化世间万物的差异，以超越大小好坏是非对错等世俗标准和价值，从而坦然接受生命中的“既定境遇”，最终达到内在精神上的逍遥。从西方或现代自由理论的观点来解读，庄子的进路可说是通过人的“自由意志”能力（以“齐物真知”为基础的“高级意志”来解放其“有所求”的低级意志），以超脱其在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各种无奈和痛苦，从而获得内心的自由。

庄子生于兵荒马乱的战国中后期，当时的老百姓们大多过着朝不保夕的艰苦日子。在那种已失去理智和草菅人命的黑暗时代，个人就算拥有雄心壮志和通天本领也无法力挽狂澜，扭转乾坤；即便是鞠躬尽瘁，恐怕也只是徒然牺牲，无济于事罢了。庄子洞悉时势，了解到在这种乱世中保全可贵生命的重要性，于是提出了能让世人在乱世中保全性命和精神世界自由的方法，对当代而言可说是具有非常深刻的现实意义。就算是在今天，世界上也还有些国家（如中东和非洲等）都还是处于战乱或饥荒，即便是和平国家，人生不如意之事也比比皆是；在这些情况之下，庄子对人生“既定境遇”的解读和其逍遥之道，可说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1] Harry Gordon Frankfurt， 生于1929年，
[2] “Freedom of action” and “freedom of will”
[3]这里说的“内在或外来因素”，主要指的还是“后天或人为”因素而非“先天或自然”因素。如果某个人因为某些先天或自然因素而无法进行某些思考或行动，就西方或现代自由理论而言，那他充其然也只是没有进行某些思考或行动的能力或条件，而非没有进行某些思考或行动的自由。
[4]人是否有“自由意志”还是一个悬而未决，争议不断的议题。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有形而上的自由，强硬决定论认为一切事物都由因果决定，而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非决定论，致动理论，相容论，不相容论等等说法。
[5] 这和儒家所说的“大体”和“小体”有些类似。孟子，告子上：“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
[6] 动物虽拥有行动自由，但其意愿可能完全被欲望或本能所支配，而无法自主。
[7] Robert Hilary Kane，生于1938 年，
[8] “Surface freedom” and “deep freedom”
[9] Isaiah berlin，1909 – 1997
[10] “Two Concepts of Liberty”，“negative liberty” and “positive liberty”。
[11]即便拥有“行动自由”，人最终是否能主宰命运？
[12]庄子内篇之齐物论（民，鳅，猴最佳住处），庄子内篇之养生主（庖丁解牛），庄子内篇之应帝王（浑沌之死），庄子外篇之马蹄（伯乐制马）及庄子外篇之至乐（鲁侯御鸟）等等。。

从庄子之逍遥到郭象之逍遥

庄子之逍遥理论源自于庄子对人生一切无可奈何之“既定境遇”的深刻认识和无奈接受，进而把其精力转向于对更高精神境界的追求。庄子在《庄子内篇》之〈逍遥游〉里通过鲲鹏和蜩与学鸠的寓言，明确的表明了他对广大无穷的精神境界存在之肯定和向往；而要达到这种超脱的精神境界，就必须依赖深厚的德性和人生智慧[1]，即便面对荣辱毁誉而不惊[2]。庄子也于“之二虫又何知！”暗讽一般人对鲲鹏之志的不解和无知之处[3]。要知道一般人看似大而无用之物，在有识之士眼中却能是妙用无穷 [4]。在《庄子内篇》之〈齐物论〉中， 庄子进一步通过“齐物”和“真知”的概念，淡化世间万物在世俗的价值和标准下所产生的差别，以超越世俗思想的束缚，进入逍遥的精神境界。

郭象的《庄子注》虽然标明是一本注释庄子原文的著作，但郭象在解释庄子的核心思想，如 “逍遥”和“齐物”时就明显植入原文以外的思想，有严重曲解庄子原意之嫌。首先，郭象认为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本性（天性），而各个本性也都有各自的局限[5]。虽然世间万物不一，但各自都有自己的性分和位置； 只要能顺着万物天然的性分，让其能够恰如其分的发挥其所能，那就无所谓胜负高低，而万物皆能逍遥[6]。 从郭象的思路，〈逍遥游〉中鲲鹏和蜩与学鸠的寓言被郭象解读为大鹏没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境界比小鸟的境界还高，而小鸟也没有必要羡慕天池的种种好处，虽然大鹏和小鸟的大小不一，但逍遥的境界是一样的[7]。此外，郭象还认为万物的性分是上天赋予且无法改变的[8]，故万物应自足其性（满足于自己的性分），安于其性（顺天安命），不做非分之想，那就能达到逍遥的境界。

如此看来，庄子的逍遥和郭象的逍遥确实有着天渊之别。 庄子的逍遥强调的是接受人生的既定境遇，彻底看透世俗标准下的所谓高低差别，进而体会万物之共性，最终进入无差别境界，对万物无所期待（无待）而达到精神上的逍遥。在达到逍遥的方法和功夫上，庄子的进路有相当高的个人修养要求，故一般只有少数至人才能达到庄子所说的逍遥境界。反之，郭象的逍遥则强调接受万物的差别，无论是有待或无待，只要能满足于自己的性分，顺天安命，那万物都能得到各自的逍遥。

庄子和郭象在理论上的分歧主要是来自于郭象对庄子原文的“深度解读”，即郭象在注释庄子原文中引入了相对大量庄子原文中所没有的思想和理论。当然，在注释过程中引入原文所没有的思想和理论也未必就一定犯了扭曲原文的错误，这还要取决于新引入的思想是否和原文有矛盾，或是否有助于解决原文中原有的矛盾等等考虑。就郭象注庄子一案而言，庄子原文中的概念本来相对不太明确或不太一致，而郭象的“深度解读”就仿如把一盘散乱的珍珠用一根线给串连了起来，让读者感觉全文相对前后贯通，一气呵成。遗憾的是郭象的“深度解读”中的主要思想内容和庄子原文中最基本且明显的核心思想几乎是南辕北辙，无论是在境界上和方法上都大相径庭，让人难以认同郭象所言就是庄子的原意。故一般相信郭象在注释庄子中很大程度上注入了其自身的思想体系。但究竟郭象是无意还是有意为之，则非本文能讨论的范围之内了。

[1]庄子内篇之逍遥游:“。。。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
[2]庄子内篇之逍遥游：“。。。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3]庄子内篇之逍遥游:“ 。。。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4]庄子内篇之逍遥游:“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及“。。。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5]郭象《庄子注》之逍遥义:“。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如，岂跂尚之所及哉！。。”
[6]郭象《庄子注》之逍遥义:“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
[7]郭象《庄子注》之逍遥义:“苟足以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
[8]郭象《庄子注》之养生主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