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类从菇毛饮血的原始生活逐渐进化到具有较高自我意识的文明社会后，人生价值的问题就一直不断地在困扰着我们；即当人类大致解决了生命安全，温饱，性需要/繁殖等肉体方面的基本需求后，人生是否还有更高的价值值得人类去维护与追寻呢？这个老掉牙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在仔细推敲后就不难发现其所含的复杂性。首先，张海澎博士在其“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一文[1]中就指出，意义/价值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即它必须相对某些参照系而言才具有意义。比如说，读书的意义/价值对于非洲难民和香港学生，或金钱的意义/价值对于普通员工和奄奄一息的垂死病人，都不可同日而言。此外，中文大学哲学系的刘国强教授也提出价值具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如工具价值与目的价值，相对价值与绝对价值，现世价值与终极价值，及正价值与负价值等。如果我们不厘清这些有关价值的概念，那就无法对“人生价值”这个问题做出确当的回应。
正如以上所说，事物的价值必须参照某些主体才有意义。一般而言，当我们探讨“人生价值”这个有关人生的终极问题时，我们最终所希望参照的并非是“朋友”，“家庭”，“社会国家”等一般相对短暂的个别主体。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知道的不仅仅是“我的人生对我的朋友，家庭或社会国家具有什么工具/相对/现世价值？”，而是“我的人生（或生命）对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或对创造/主宰/规范这个世界的“天/道/上帝/自然规律”而言，究竟有什么目的/绝对/终极/正面价值？”。这并不意味着“我的人生对我的朋友，家庭或社会国家有什么工具/相对/现世价值？”这些现世问题并不重要， 而是单凭这些现世问题我们将无法妥当处理人类内心最根本的疑虑。除此之外，如果人生的价值只以短暂的个别主体为参照系，那么当这些主体随着因缘际会而产生变化，如朋友离去，家庭破裂，社会国家分裂等, 那人生的坐标与工具/相对/现世价值也将随之烟消云散。因此单纯以短暂的主体为参照系的人生价值，是无法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相对稳定永恒的安顿的。只有当“我的人生（或生命）对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或对创造/主宰/规范这个世界的“天/道/上帝/自然规律而言，究竟有什么目的/绝对/终极/正面价值？”这个终极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妥善解决后，我们的生活才能找到相对永恒的坐标[2]，心灵才能得到真正的安顿，而生命也才能获得终极的平静与安宁。
本文的立意是希望通过分析世界两大宗教派系（亚伯拉罕诸教与佛教）与现代科学对以上这个人生终极价值问题的回应，提出它们在这方面所面对的各种问题；然后再从儒家对人生终极价值的解读，来说明为何儒家不仅能够弥补宗教与科学在这方面的不足之处，而且还能为现代社会所面对的人生价值问题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
2. 宗教与科学对人生价值问题的回应
2.1．亚伯拉罕诸教
亚伯拉罕诸教（Abrahamic religions）指的是信仰亚伯拉罕为始祖的三个世界性宗教，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体系。根据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所公布的数据，全球目前大约有54%的人口信奉亚伯拉罕诸教，对现今社会人类的价值观可说是影响深远。亚伯拉罕诸教虽然在具体细节与教义上有许多不同，但其共同点是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位全知全能全善的造物主[3]，祂创造宇宙万物，并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造物主通过其使者或先知和人类定下契约，要求人类依据契约里的规范行事，崇拜造物主，彰显祂的荣誉。人世间的一切美好的事物或苦难都是造物主的旨意与安排，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考验人类，或为了成就某些超出人类理解能力范围的特殊目的；人唯一能够做的及应该做的事，就是尝试理解造物主的旨意，并全心全意地按照祂的旨意来行事。最后，造物主将在审判日时降临人间，在那时候所有人的肉身将会复活，接受造物主的最后审批；信奉或追随造物主的人将获得永生，被送往天堂作为他们最后的栖息地；反之异教徒将被打入地狱，永远受尽苦难。
由此可见，亚伯拉罕诸教信徒所信奉的是神本主义的人生价值观，其人生价值的唯一来源和依据就是全知全能全善的造物主，而人生的最终归宿是在天堂而非人间。我们姑且不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提倡的各种人生价值观之优劣性，但从其信仰体系中可以推论出至少三个潜在的问题。首先，亚伯拉罕诸教最基本的创世纪论和神旨论与现代科学对宇宙来源，物种进化及自然界运行规律的认识存在着不可磨灭的矛盾，随着现代科学理论和实验的进步，主流科学界已经证明创世纪论和神旨论并不符合客观事实；如果亚伯拉罕诸教所信仰的造物主并不存在，那一切以造物主为依据的价值观将失去其正当性，造成灾难性的价值危机。其次是亚伯拉罕诸教之间所面对的矛盾问题；由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及其它神本主义宗教) 都坚信唯有他们信奉的教义和经文才是造物主的真正旨意，但因为没有中立及有权威性的“仲裁机构”，各家坚持己见，矛盾将永远无法解决。其三，亚伯拉罕诸教的神旨论很容易就让人陷入循环逻辑的陷阱；即任何事情的发生与否，最终都能够用神旨论来自圆其说，事后诸葛一番。此外，造物主的旨意往往也只能通过当事者向造物主祷告而后能获知，因此所谓的“神旨”究竟真的是造物主的旨意，还是当事者主观意识的反射，外人将不得以知。基于以上三点，我们就不难发现亚伯拉罕诸教在回应人生终极价值方面，确实有某些不足之处。
2.2．佛教
相对于亚伯拉罕诸教的创世纪论，从整体而言佛教的宇宙观与现代科学之间却具有较大的兼容性。佛教相信宇宙间一切都是“四大”（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因各种因缘（条件）而组成的产物，缘至则聚，缘尽则散，故万物皆为水中月镜中花，实无永恒不变之理。人生的主要基调是“苦”，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误以为事物永恒不变（无明），故产生了“执着”与“贪嗔痴”的念头，使心中起了恶因，后带来恶果，最终导致恶性循环，苦海无边。佛教帮助人们脱离苦海的方法就是认人们认清宇宙真相，使其不再执着于虚幻，从而断绝一切“贪嗔痴”的念头，从“苦难”中彻底的解脱出来。虽然在现今社会中有许多佛教团体和佛教徒都在积极的参与社会慈善工作，但总体而言，佛教的人生观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其人生价值在于认清和帮助世人认清宇宙的真相，使其最终能超越生死，脱离苦难。
佛教的教义确实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其中至少两点还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佛教把专注点放在事物的虚幻性，但却忽视了事物“曾经存在”这个客观事实的永恒性。也就是说即便是“我”不可能永远的存在，但“我曾经存在过”这个事实却是永恒不变的。其次，由于佛教对一切尘世间事物的存在基本持“否定”态度，因此容易让人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当中，使其对尘世间的事物提不起兴趣，心灵无所寄托，甚至因此而一蹶不振。
2.3．科学
人类文明能在过去的数百年获得飞跃式的发展，现代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科学知识可说是居功至伟。简单而言，科学指的是以绝对理性客观的方法所获得的知识，而传统科学主要是专注于研究物理（包括化学生物）世界的自然规律。由于科学方法在帮助人类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因此逐渐大幅度地提高人们对科学方法的信心；到了近代，科学方法更已迅速延伸至各人文领域，如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甚至是道德伦理学等范畴。虽然科学方法的客观性确实给这些人文领域带来新的景象,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人文价值方面的问题；毕竟科学方法所擅长和所关注的是客观事实的真相，而非在认识各种客观事实真相的过程中或之后所需要做的价值判断，在这方面科学所持的立场往往是中立开放的，不具有具体的指导意义。因此在当今科学当道的年代，人们很容易就陷入泛价值相对主义，泛功利主义或泛个人享乐主义；即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人们并不再相信任何所谓更高尚或绝对的价值观，一切都以个人的自由与喜好为依据；最终将可能使人人穷奢极欲，导致社会风气败坏，世态炎凉。
从以上简明扼要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亚伯拉罕诸教，佛教与现代科学对人生终极价值问题之回应的几种不足之处。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将从儒家的学说来探讨人生终极价值这个议题，并尝试说明其在这方面为何优于宗教与科学。
3. 儒家对人生价值问题的回应
与亚伯拉罕诸教的“神本主义”，佛教的“出世”，以及科学对价值判断的“中立开放”立场相比较，儒家所提供的是一条“人本主义”，“入世”和对价值判断具有明确指导方向的绝然不同之路。我们大致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儒家所提倡的人生价值取向。
3.1.天命与人本主义
首先，我们先尝试了解儒家的“天”和“天命”与一般神本主义宗教里所指的造物主及科学界所描述的自然现象有什么不同之处。儒家的“天”和“天命”思想源自于殷周文化，徐复观先生在其《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里就介绍道，在殷周文化里，“帝”是具有人格性的至高无上之神，“天”是“帝”所居住的世界，而“天命”指的就是“帝”的旨意或命令。周人奉“天”，“帝”为至尊，并通过其祖宗为中介人与“天”，“帝”沟通，藉此以得知“天命”，后方能顺“天命”而行事。但在周灭了殷以后，周的领导阶层开始意识到当事者行为举动往往对事态的发展与结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责任感，及担心自己不能担当重任的忧患意识。这种自觉与忧患意识逐渐发展为“敬”（对行为与事物的谨慎关注），“敬德”（对行为的认真）以及“明德”（对行为的理智）等观念，使周人从凡事听“天”由命的被动生活方式，发展成以观念来指导和规范自我行为，并愿意为自我行为负责的主动生活方式，使中华文明正式从神本主义踏入了人本主义境界。不仅如此，周人还将其从殷人继承下来的“天”“帝”概念给予本质上的变化；自周以来，“天”“帝”已不再是不可揣测，任意妄为，而是以统治者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情理（天命）来判断其合理性；唯有在这个标准下符合天命的统治者才能获得“天”，“帝”的认可与庇佑，其政权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由于人是天所生，故人的需求与天性皆源自于天，因此统治者必须从人民的意向来揣摩天命；不仅如此，人们也应该从人的本性来理解“天”，“帝”所设下的道德标准与价值观[4]，唯有符合这些道德标准与价值观的生活方式，才是符合天命的。
由此可见，儒家所推崇的道德与人生价值观虽然在理论上是以“天命”为依归，但实际上却是以人的本性为出发点。论语中所提到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5]。”，“五十而知天命[6]”，及孟子中所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7]”，都应该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
3.2. 我欲仁，斯仁至矣
我在上节已提到儒家的道德与人生价值观最终是以人为出发点，那儒家对于人之本性与人生价值的看法究竟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对此孟子在其著作《孟子》的《离娄下》篇中有道：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47）
孟子的意思是说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其关键就在于其“异于禽兽之几希处”，这一丁点的人兽之别，能够从日常事物和人论关系中分辨出来，所体现的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仁心与义行。所谓“仁”，就是爱护别人[8]，而“义”就是体现仁的具体行为。孟子还提出“仁”心有四端，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与是非之心，与这四端之心相对的美德就是仁，义，礼，智[9]。这些都是人之本性，君子应该小心翼翼的维护它，培养它，使其能扩而充之，让人性得以彻底的彰显，天命（因为人性的来源是天）得以完整的体现。此外，儒家不但相信人天生具有仁义之心，而且具有行使其仁义之心的绝对主动权。
《论语，述而》：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0)
孔子的意思是说，只要我们愿意行使仁义，我们马上就能做得到，而不需依靠任何的外在条件；这一点和神本主义之“一切都需遵循造物主旨意”的主张，可说是南轩北辙。儒家倡导行使仁义的道德根据在于对人性的细微观察，扎根于现世生活与人类的具体现实经验；而神本主义倡导行善的道德根据则在于对造物主的崇拜，依附于无法被现实经验所证明或证伪的信仰；故两者之优劣之处，似乎已不言而喻了。
3.3. 君子不言利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既然君子以行仁义为己任，那也许有人就会问君子行仁义是否具有什么功利目呢？如果这些功利目的因某些客观因素而无法达到，那君子是否还有行仁义的动机和热诚呢？无可否认，儒家倡导行使仁义确实是希望能藉此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国家繁荣与人民幸福而努力；但儒家倡导行使以仁义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并非因为其“工具价值”而是其“目的价值”，意思是说“行使仁义”本身就具有充分内在价值，而不需通过达到其它目的来证明行使仁义的重要性。事实上儒家经典也多次提到儒家反对纯功利主义的立场。
比如说：
《论语·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6）
及：
《孟子·梁惠王篇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我们在这两篇文章里就能够清楚地看出儒家注重仁义的“目的价值”之坚定立场。既然儒家以行使仁义为其主要的人生价值取向，那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孔子能在面对得失成败时能如此的处之泰然啊！
《論語·憲問》：“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38）
《论语·秦伯篇》：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人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13）
3.4. 天人合一
我在“天命与人本主义”一节的后半段中已提到，儒家的“仁义”精神源自于人的本性，同时也认为人的本性源自于天。故如果君子能尽其心，知其性，就能知道上天的道理。因此儒家提倡君子需意诚心正，修心养性，凡事以仁义为先，以求最终达到“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圣人境界，如此就能掌握世间运行发展的法则，理解天地的道理，使其认识到其形体与宇宙万物紧密相连，其内心与天道相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就是儒家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到那个时候，君子的人生价值将和永恒的天道结合为一，使其生活找到永恒的坐标，心灵得到真正的安顿，生命也获得终极的平静与安宁。
4．结语
自人类开始有了较高的自我意识以来，人生的价值问题就不断地在困扰着我们，甚至成为了所有文化，宗教与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我们不断地追问的终极问题是：“我的人生（或生命）对我所存在的这个世界，或对创造/主宰/规范这个世界的“天/道/上帝/自然规律而言，究竟有什么目的/绝对/终极/正面价值？”，其目的是希望通过这个终极问题的妥善解答，能够给我们复杂多变的人生带来方向，安顿，平静与安宁。亚伯拉罕诸教诉诸于神本主义，但却面对和现代科学，内部矛盾与循环逻辑矛盾等问题；佛教将其专注点放在宇宙的无常与人类的无明与苦难，虽确当但却容易让人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当中；科学因只注重客观事实，对现世社会的人生价值问题则缺乏明确的指导作用。
儒家虽然以“天命”为依归，但却扎根于人的本性，肯定人之仁义之心乃其“异于禽兽之几希处”，君子应该将其擴而充之，而人在“行仁义”这件事情上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和自足能力。儒家还肯定“行使仁义”为人生的终极“目的价值”，即便在“行使仁义”的过程因各种客观因素而无法带来正面的功利成效，儒者也将知其不可而為之，毕竟“言利”并非儒者所应该关注的事。儒者穷其一生，努力的格物致知，修心养性，当仁不让，以求最终能在修养上和天道感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故儒家在人生终极价值问题的处理上，比亚伯拉罕诸教而言更为以人为本，更具有主动性，更加符合科学逻辑，比佛教而言更为积极正面，比科学而言更具有明确的价值指导意义。因此儒家在这方面实能弥补宗教与科学的不足之处，为现代社会所面对的人生价值问题做出积极正面的贡献。
5. 参考文献
1.
刘国强〈儒家价值观的现代意义〉
2.
李明辉，〈性善说与民主政治〉，收入《孟子重探》（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6月初版）
3.
陆庆祥，〈“天人合一”思想之我观〉
4.
张岱年，〈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的剖析 〉
5.
维基百科 － 亚伯拉罕诸教
6.
论语
7.
孟子
8.
傅佩荣，《解读孟子探》（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6月）
9.
傅佩荣，《解读孟子探》（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6月）
10.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1月）
[1]张海澎《分析逻辑》186-189页。
[3]基督宗教和犹太教中名曰上帝、耶和華或雅威，伊斯兰教徒則名曰真主、阿拉。
[4]《孟子·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5] 《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8）
[6] 《论语，为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4）
[7] 《孟子，告子下》: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35）
[8]《论语， 颜渊》： “樊 遲 問 「 仁 」 。 子 曰 ： 「 愛 人 。 」”（22）
[9] 《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6)
